第三章 教育方案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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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
对中国全部教育方案的经费进行科学研究是很难的，其原因如下：
1. 教育部所报告的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支出，是各个学校和教育机构年度支出相加的总额。这些报告中说的“岁出”，往往是指每年的实际现金支付数。注63因此，“总管理费”的支出，即行政间接费用和某些协调活动之类的支出，是不包括在这种总额中的。
2. 对各项开支缺乏恰当的分类。本研究所获得的往往只有按组织单位划分的支出总额。诚然，教育部（学部）编制的1907——1909年间教育统计和图表的一些报告，曾对各项支出进行过分类。但那之后，除了1928年到1931——1932年度的高等教育报告外，其他报告都只有总额。注64而且这些报告也没有列出政府教育预算的数据。这些数据很少公布，也很少有标准化、统一的分类。
3. “应计经济费用”注65（accrued economic charge ）不确定。应计经济费用不是指支付金额，而是指学校设施折旧消耗的金额。1907——1909年间的报告都只列一项：学校基金和资产合并的总额。从1916年起，能够找到类似可用数据的只有1928——1931年间的高等教育数据和1930——1931年度的初等教育数据。注66学校设施的价值包括在这个总额之中，但也像1907——1909年间的报告那样没有加以分类。在这三年中，学校的建筑、场地和设备的价值平均为总额的57.43％注67，另外42.57％是学校地产和其他营利资产及学校基金。这并不是应计经济费用。
此外，因为没有精确的基数，所以也无法估算每年的折旧率。不同类型的设施和设备的折旧率必定有很大不同。
因此，只有把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合计总额，用来作为估算全国教育系统运作所需经费总额的工具了。
表9提供了中国1930——1931年度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以及教育机构的实际经常费用。正如其所列原始资料来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这些费用合计额不包括行政管理费和某些间接费用，如特别委员会、运动会以及医药卫生服务之类的花费，这些费用由教育部及各教育厅、局承担。
表9 1930——1931年度各类学校机构经常费用一览表
资料来源：（5）的来源与学生注册资料相同，参见本书表1。除两个小案例外，（1）、（2）、（3）、（4）、（6）均已经重新计算。
注：1. 由于未找到1930——1931年度的单列数据资料，故此处暂用1929——1930年度的百分比，见J1，表3。
2. 1929——1930年度的数据，见J3，表1。
3. 将总数分划为公立和私立两项的办法，见内部第5号文件。
4. 1931——1932年度的数据。参见《1931——1932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三部分，1933年，第2页，表2。
（2）和（4）是指占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合计总费用的百分比。
（6）指每类教育占中国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总费用的百分比。
?从原始资料来源的性质来看，最可能的是，这里都不包括“总管理费”，即管理费用（administrative overhead cost）的支出。
海外留学生的费用以及公立小学和私立小学的费用之间比率，依据的都是1929——1930年度的数据，所以总计是可靠的。（见表10的注。）
从表9可以看出，我国现在每年用于各级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费用为130，673，315元，而用于各级私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费用为64，932，447元。包括留学生的费用在内，这些学校和教育机构费用总计为195，705，762元；若不包括留学生的费用，则为185，777，762元。所有公立学校及教育机构的费用与所有私立学校及教育机构的费用之间的比率，包括留学生的费用，为66.9％比33.1％。
所有小学的费用共为89，416，977元，其中79％是公立小学的费用。所有中学的费用共为48，713,057元，其中64.2％是公立中学的费用。全部高等教育费用为33，619，237元，其中大约58.1％是公立大学和学院的费用。社会教育机构的费用为14,028，491元，其中大约47.4%是公立教育机构的费用。公立小学和中学一共才花费101，891,065元。
在我国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总费用中，小学占48.1%，中学占26.2%，高等院校占18.1%，而社会教育机构则只占7.6%。
三级政府管理下的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
表10显示了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支出或费用，由三级政府承担的情况。分配方法在该表的脚注中做了解释。由于国民政府即中央政府几乎没有直接在预算中支持初等教育，所以初等教育的费用只由各省和特别市级政府以及县级地方政府承担。省和特别市政府用于初等教育的金额为估算值注68，其具体估算方法见表11的说明。
表10 1930——1931年度三级政府承担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经常费用的比重
（单位：元）
注：（1）、（5）、（10）项原始数据，见《申报年鉴》，1934年，第1165——1166页的表。
（2）、（7）项原始数据，见《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三部分，第2页，表2。
（3）、（8），见《中华民国20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第179页。（8）是由合计数（即2，600,000元）减去（3）（即34,000元）而得。
（4）是按各省和特别市教育经费的12.21%计算而得。据本书表34第11栏，1929——1930年度各省估算教育支出为42,016,059元。据行政院主计处的《各省市概算》，1931——1932年度五个特别市估算的教育经费为4，371，155元。（1931——1932年，第1——3页，以及内部第7号文件。）两项支出相加，取其12.21%便得（4）
（9）是由初等教育合计减去（4）而得。 1933——1934财经年度所有省、特别市政府估算教育总支出为46，387，214元（42,016,059+4，371，155），而其当年实际总费用为43，258，876元。（参见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育与民众》杂志，第5卷第6期，1934年2月，第1068页。摘自26个省和特别市的实际状况的报告。）
（6）中加入了1930——1931年度26个省和特别市政府社会教育的实际支出。调查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进行。见附录J4。
（11）由社会教育合计数减去（6）而得。
合计及总合计数，均见本书表9。其他所有的空白处表示数额极小，不会影响分配数。
表10表明，中央政府承担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总费用的11.05%，省和特别市政府承担28.25%，县级地方政府承担60.70%。因此，全国的公立教育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社团维持。
公立小学总经费的大约92％注69（64，975，533元）由县级政府承担，公立中学总经费的大约63％（19，722，825元）由省和特别市政府承担。中央政府大约仅承担了公立中学总经费的2.6%。公立社会教育机构的经费几乎全由省及特别市政府和县级地方政府平均分担。
中央政府为高等院校支出13，615，603元，这大概占公立高等院校总经费的61.6%，或者说，占中央政府为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所付总经费的94.5%。
因此，公立高等院校的经费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公立中学的经费由省和特别市政府承担；而公立小学的经费主要由县级地方政府和社团承担。
各省和特别市承担的小学经费总额（估算）
如上所述，表10所示的各省和特别市政府承担的初等教育经费总额是估计值，为了得到这项估计值，笔者使用了如下一些推理估算程序。
首先，笔者编制表11以获得初等教育支出占省政府教育总支出的百分比，即占省教育总预算的百分比。这里取了17个样本，1930——1931年度的5例，1928——1929年度的12例。该表揭示，所选5个省政府在1930——1931年度初等教育支出为1，909，114元，占其总教育预算的13.8%。所选的12个省政府在1928——1929年度初等教育支出为2，523，377元，占其总教育支出的11.50%。所有17个案例归总，初等教育支出占总教育支出的合计平均百分比为12.4%。这17个百分比的均值为12.21%，概差为1.48%。
表11 初等教育支出占省级政府教育总支出的百分比表
资料来源：（1）湖北省教育厅：《最近湖北教育一览》，1932年，第12——13页。
（2）《统计月报》，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45页。
注：a. 1929——1930年度。
b. 原始错误数字已在本书表34第（5）栏中更正。
c. 原始错误数字已用安徽省教育厅编制的1929——1930年度《安徽省教育统计图表》第3页数据替换。
省和特别市的教育支出总计为46，387，214元，按初等教育占其中的12.21%计算，可得所有省和特别市负担的初等教育总费用的估计值为5，663，879元。注70
各省和特别市教育总支出中的行政支出（即管理费）的比例
在估算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教育系统运作中，为教育行政即管理费上花了多少钱时，最好的方法是先从可用样本中，算出这项支出占教育总预算支出的平均百分比，然后从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总额，按这个百分比算出这项支出的数额。
表12列出了本研究已收集的13个省和1个特别市1928——1929财政年度到1932——1933财政年度期间，历年总管理费占教育总支出百分比的全部样本数据。
从这些数据中，选用了跨度在3.6％到14.2％之间可用的25个平均数进行计算。这25个平均数的合计平均数是6.84％。它是由管理费的合计值4，366，692元除以教育总支出合计值64,012，133元得来。第（2）栏列出了有可用数据的11省市的百分比的合计均值。其分布均值为6.4％，概差为0.583％。这个6.4％便可推定为全国各省和特别市政府的总管理费占其教育总支出的公平百分比了。
表12 1928——1933年间管理费支出占各省政府教育总支出的百分比表
说明：
第（2）栏中11省市合计平均数的集中趋势和变率：
中位值：5.70％
均值：6.399％或6.40％±0.583％（概差）
标准差：2.874％或2.87％
资料来源：
a、b、c、d、h、j、l、o、q、r，湖北省教育厅：《最近湖北教育一览》，第一部分，1932年，第1、11——12页。a、b、d的数据已经重新计算。
f，汉口特别市政府：《1929——1930财政年度汉口特别市市政统计年刊》，1930年，第362页。
g，河南省教育厅：《河南教育年鉴》（1930），开封，1931年，第304页。
i、k、m、p、y、z和?、?、?，《统计月报》，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45页，“关于12个省政府1928——1929年度教育支出分配表”；湖南省教育厅的调查。其中两处错误已经更正，有两个案例没有令人满意的数据。 ?、?、?是指标出的数据极端，颇有疑问，本书不倾向于选用。
所有百分比都已经重新计算。
n，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统计图表》，1930——1931年度，第3页。
s、t、u，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三年来教育概况》（1929——1932），1933年，第38页。
v、w、x，广西省教育厅：《广西省教育状况》，1931——1932年度，第5页。
注：上述13省政府的教育总支出，占1929——1930年度全国各省报告的教育总支出的61％，见本书表34，第11栏。
县级政府教育总支出中用于管理费的比例
表13列出两组选用样本：第一组选取七个可用数据较齐的省，整理其全省各县总管理费占县政府教育总支出的合计均值百分比。第二组选取三个有可用数据的省，对其个别县份的数据进行了随机抽样。
在第一组样本中，用每个省所有县的管理费总额除以教育总支出额就得出合计平均百分比。江西省、辽宁省、吉林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平均值为14.30％；所有七个省平均值为11.68％，概差为1.11％。
表13 1928——1932年间管理费占各县级政府教育总支出的百分比表
续表
资料来源：
1. 山东省教育厅：《财政年鉴：山东省各县地方民国21年度教育费预算》，图表3，第1128页。
2. 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教育行政文件通报》，1930年4月，第5期附录； 1930年10——12月，第10期附录。湖南省政府秘书处：《湖南省政治年鉴》（1930），第422页。
3.4.5.6.7.《统计月报》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47页。
8. 湖北省政府民政专员孟广平：《安陆、光化、枣阳、襄阳和宜城的巡视报告》，1933年。
9.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教育年鉴》（1930），第二部分。
10. 安徽省教育厅：《一年来之安徽教育》，1930年，第二部分。
第二组样本中，所选三个省随机样本百分比的跨度为7.3％到28.3％，均值分别为14.64％、11.73％和13.01％。表13中所有中位值的平均数为12.16％，所有均值的平均数为12.77％。12.77％这个值就被推定为全国各县公平的、有代表性的均值平均数值。
总管理费外的间接活动支出所占的比例
根据可资利用的数据对所有的政府教育预算进行认真考核，发现除了政府管理下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支出和总管理费（在预算中被称为“行政费用”）外，还有一些单独立项的其他间接支出。注71为了弄清这项开支所占的比例，笔者根据九省的现有数据制作表14。
表14 管理费外的间接开支和补助金占省、县级政府教育总预算的百分比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与表12、13来源同。
注：“间接活动”包括特别委员会的项目、医疗服务、运动会等，以及其他没有划入行政费的支出。在得出上述数据过程中，所有错误的、可疑的、极端的或计重的数据都已被剔除或更正。
在省外学习学生的奖学金通常划在留学生的支出内。湖北省的这项支出大概占留学生总支出的10％。从全国来看，这对整个教育经费支出无足轻重，其数目相当少。
财政补助金计入了各个学校账户的经常费用总额中，就整个县级政府而言，这部分款项可能不大。
只有a、b、c是随机抽样的。
在中国，补助金或补贴大多是给私立教育机构的。1931——1932年度的中央政府预算中不包括这一项。
表14显示，从1928——1929年度到1931——1932年度期间，这九个省级政府除总管理费外的间接开支占教育总预算的均值百分比为5.04％。县级政府这一数字平均为5.66％。这两个百分比遂被认可为代表全国整体状况的数字。
补助金平均占省政府教育预算的5.02％左右。列出这一项只是表明政府补贴的程度。政府给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补助金额已包括在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总额之内。
1930——1931年度全国教育系统经费总额（包括管理费和所有间接支出）的估算
1. 公立教育的经费
（a）中央政府承担的经费。从表10第2栏可以查出，1930——1931年度中央政府管理下的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总额为14，459，569元。另据教育部有关资料，同年度用于这些学校和机构的管理费和其他间接支出的预算，分别占教育部总预算的6.18％和4.30％。注72设总经费为100%，那么，经常费用总额占总经费的份额相当于100%-（6.18%+4.3%）=89.52%。所以，总经费就等于14，459，569除以89.52，再乘以100，即16，152，333元了。
（b）各省和特别市政府承担的经费。从表10可以查出，各省和特别市管理下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为37,005,096元。管理费和间接费用占教育总预算的百分比分别为6.4%（见表12）和5.04%（见表14）。设各省市承担的总经费为100％，那么经常费用占总经费的份额为100%-（6.4%+5.04%）=88.56％。那么，总经费就是37,005,096元除以0.8856，即41，785，331元。
（c）县级地方政府承担的经费。已知县级地方政府管理下的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为79，208，650元（见表10），总管理费和其他间接费用所占比例分别为12.77％和5.66％（见表13、14）。那么，应用上述同类数学程序计算，可得县级地方公立教育系统的总经费为97，105，124元（包括总管理费和其他间接费用）。
2. 私立教育的经费
几乎所有的私立教育机构都是独立机构。它们的间接费用一般都纳入其机构费用报告之中，不过，教会教育董事会和其他私立理事会及基金会的一些花费不在其内。因此，他们上报的教育费用64，932，447元（见表9）中，包含省市政府的补助金。各省和特别市教育支出总额为46，387，214元（见表10的注4），其颁发的补助金占其教育费用的5.02％（见表14），即2,097，624元。故由私人资助的私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总额，应为64，932，447元减去政府补贴2,097，624元而得。
因此，1930——1931年度全国教育系统的经费总额大约是上述四项总费用之和。这个总数见于表15。表15还显示，1930——1931年度全国公立学校系统的经费约为155,042，788元，由私人资助的私立学校的经费为62，834，823元。包括公立和私立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的总合计经费约为217，877，611元。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经费的比例约为71.16％比28.84％。这是本研究可能提供的最佳估算值。
表15 1930——1931年度全国教育系统经费总额分配表（估算）
注：关于政府资助私立学校等情况，见表14的注释。
学校经费的走势
表16表明，1907年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总额为18,203,716元，民国元年即1912——1913年度增加到29,667,803元，1922——1923年度增加到59,424,541元。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1930年度增加到159,690,889元，1930——1931年度增加到195,705,762元。按照1913年的币值计算，1922——1923年度实际上增加到1912——1913年度的156％，1929——1930年度增加到354％，而1930——1931年度增加到396%。
表17还显示，按1913年的币值计算，1930——1931年度的小学教育支出仅增加到1912——1913年度的281％，而同期中学的教育支出则增加到458％，大学则为450%，1931——1932年度又增到461％。
表16 全国教育支出发展趋势表（包括公立和私立、中央和地方）
资料来源：
（1）和学校注册资料的来源相同。
a. 此处皆采用原始数据计算，但有三个省当年没有报数据，采用了其上年数据。
b. 此数额是126,242,541元加上社会教育支出，包括七个没有报告的省的支出估计值而得来的。补加的支出估计值是根据中国学生人均支出与最接近的类似省份的学生人均支出估算出的，两者分别为7,468,000元和6,500,000元。
（2）《1870——1926年间中国和其他国家批发物价指数表》，以1913年的指数为100。参见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附录二，第154——156页。
全国税法委员会制定的批发物价指数，以1926年的指数为100。参见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1932年，第207页。两个系列已结合使用。
（4）设定1912年指数为100，以便与学生注册趋势做比较。
（5）和学校学生注册资料来源同。
c. 见表9。
d. 《申报年鉴》，1934年，第1092页；《1931——1932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8页，表4。小学为220,880,761元，高等院校为6,379,778元。
表17 三等教育学校支出发展趋势表
续表
资料来源：和学校学生注册资料来源相同。教育部1934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数据与上表中标注字母的数字很不一致（未注字母者除外），亦未给出解释。
标有字母的数字来自参考书目中的J1、J2、J3，《1931——1932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和笔者自己的计算。这些数据经笔者一再核实，而且详尽查阅了可以找到的资料，其可靠性是有实际依据的。
兹将该不同数据依次排列如下：
注：指数是按1913年币值计算的实际指数，参见表16，注释，中国批发物价指数的数据来源。
学校经费增加与学生注册人数增加的对比
图3显示了有关学校经费和学生注册人数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以下重要事实：
1. 自1914年起，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总支出一直就跟不上学生注册总人数的增长。与1912——1913年度相比，1930——1931年度总支出增加到396％，而学生注册人数却增加到430％。
2. 自1914年起，初等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就一直远远落后于注册学生数的增长，按等价币值计算，其增长是最慢的。高等教育支出的增长则远远超过注册学生数的增长，相对于1912——1913年度，两者增长的差距在300％以上。高等教育支出在1929年以前的几年中增长得最快。中等教育支出与注册学生数比较同步，但近期有落后的趋势。相对于1912——1913年度，1930——1931年度中等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是各类支出中增长最快的。
学校经费增加的原因
人们应当警惕学校经费的迅速增长和资金投入的巨大数额所造成的假象。近年来学校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简述如下：
1. 注册学生总数增多
由于学校系统的扩大，需要越来越多的教师、学校设施和设备。这就导致更多的现金支出和基建投资。
图3 1912——1931年间中国学校经费与注册人数增长率比较示意图
（根据表3、6、16、17数据，以1912年为基准计算）
2. 中学和大学中的服务更加昂贵
中学生的注册人数表明，它比学校系统中任何其他各级注册人数都增加得要快。中学生的人均花费几乎是小学生的12倍。1930——1931年度中学生人均花费94.66元，而小学生的人均花费只有8.17元（见表25）。
大学的花费更比中学花费高得多。1930——1931年度，各类大专院校的在校学生人均花费为693元，是中学生人均花费的7.3倍（见表25），1931——1932年度则增到每生799.1元。注73大学注册人数增长缓慢，但在1916年以后，高等教育开支的增长却比其他各级教育开支增长都快。因此说，早在那时以前，大学就已成为学校总经费增加的最大因素了（见图3）。
每年我国都要派出数千名学生出国。从1929年到1931——1932年度，共派出了3，137名留学生。注74平均而言，每个去日本的留学生花费国家1,000元，去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花费国家1，770元。注75他们每年大约花费1,000万元（见表9）。
中学和大学教育支出约占全部教育方案总支出的44.3％（见表9）。
3. 课程增多及教育服务质量的改善
我国的现代学校如今能提供比从前更多样、更丰富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费用也很高。考察中国学校课程的演变和进展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1933年英文版的《中国年鉴》对当前课程扩展的情况曾有描述。注76夏承枫教授对过去开设的课程曾有叙述。注77另外，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在增加，这些教师的工资也比较高。
4. 社会和成人教育成为新重点
中国的教育体系还有两个焦点：儿童和成人，即扫盲和成人启蒙教育的费用大大增长了。教育部曾做出一项决定：社会教育的开支不得低于当地教育预算总额的20％，最低也不得少于10％。注78现在有一百多万人正在大众教育机构接受教育（见表1）。还需要增建更多的图书馆、演讲厅和电影院等，最近还把农业推广服务纳入方案，这些都需要增加经费。
5. 银元币值变化
为教育所花费的银元实际数额，看起来很可观，但易形成误导。其实按等价币值计算，这些金额是赶不上注册学生数增长的。
（a）中国银元的独特性。银元的币值是随金价和商品价格而波动的，而且不同城市和省份的银元币值也不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采用变动不定的单位“两”作为兑换标准（这个单位到最近才被废除），同时也是由于纸币和辅币的通货膨胀导致各地差异。例如，辽宁、吉林、云南等省银元的币值就常常远低于上海银元的币值。注79因为呈报的银元单位未作说明并按等价币值加以校正，所以中国货币的混乱状态，使得无论是从地域上还是年度上对教育的准确费用进行比较都有困难。不过，要提醒读者的是，我们研究的是发展趋势和合计额度，有了银元的数字，总比没有这类数字而仅凭“想当然”要有用得多。
（b）如何对不同年份的币值进行等价换算?为了用购买商品的能力即“购买力”来衡量不同年份的币值变化，我们一直采用“全国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尽管各地有地区差异，但经济学家们设计的这种合计指数，还适于反映总的趋势。不过必须提醒的是，对待这个指数不能太认真。要想得到精确的结果，还有待于建立精确生活费用指数的未来数据，也有待于中国货币的标准化。但至少在目前，采用现有这种指数，不失为能找出中国教育的实值费用的一种方法。
表16表明，与1913年相比，1929——1930年度的批发物价指数上涨到161%。这意味着货币贬值和生活费上涨。1929年要花161元才能买到1913年花100元就能买到的东西。换句话说，1929年的1元钱只值1913年的6角2分钱。表16第3栏显示了按1913年币值计算的教育总支出的走势。该表说明，1929年的教育总支出的增加量中，有184％是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注80根据1913年的币值，1930——1931年度的教育总支出名为195，705，762元注81，但实际上仅为110，568，233元注82，所以，教育总支出实际上只增加为1912年的396％，而不是660％，那264％的增加量被货币贬值吃掉了。
资本费用
如上所述，中国学校系统的设施费用是和学校基金及其他校产一起作为学校收入来源呈报的，可用的数据如表16第5栏所示。表18则显示了在这个项目下所包含的学校设施和设备价值所占比例。
表18 1907——1909年间各项校产和基金的分类百分比表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中A、B、C的原始总数计算。
在1907——1909这三年中，学校的资本费用占合计资本的57.43％，即在三年合计资本111，165，902元中，资本费用大约为63，700,000元，平均一年21,000,000元。表16第5栏中1930——1931年度的合计227，260，540元，仅指初等和高等教育。这里没有分类信息。
湖南省的此项数字为12，640，211元注83，其公报中的分类如下：
1. 学校基金……………………… 4，843，154元
2. 建筑…………………………… 4，373，847元
3. 设备…………………………… 1,073，137元
4. 场地价值……………………… 2，350,073元
合计……………………………12，640，211元
这里又一次出现一个难题：通过此表无法估算学校设施的价值，因为“建筑”必须包括诸如宿舍、商店等其他建筑物，它们都是学校收入的来源。
从上述数据可以估算出，中国单是用于初等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本费用，包括学校设施和设备，就可能花费约100,000,000元。
各省和特别市承担的经费的差别
表20表明，因为财富、人口密度及现代化程度不同，不同行政单位的教育支出总额相差很大。除内蒙古地区材料不全外，广东省教育经费支出最多，将近1，400万元，是西康省的300多倍。只有10个省的教育经费支出超过500万元。在中国18省中，广东省教育经费支出约为贵州省的15倍。在各个特别市中，上海教育支出最多，总共超过700万元。北平第二，略多于600万元。青岛最少，大约为上海的1/30。其他市的教育支出在10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
其中，为发展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而支出最多的省份，依次为：广东省、江苏省、辽宁省、河北省、四川省、山东省、湖南省和浙江省，支出额在6，151，803元到9，694，410元之间。（见表19）
表19 1929——1930年度各省和特别市初等和中等教育收支差别表
（单位：元）
续表
1. 加上了摘自J1的B部分第1节表12的No.1初等教育合计额和J2中第II部分表43的中等教育合计额。中等教育的收入数额则来自J2的单列表格51——86。
2. 编号为8、10、12、13、21、23和26的省份的初等教育收入和支出数据，是笔者按照其注册学生人数乘以其他各省小学生人均花费的8元而得的估算值。
▲青海省支出中没有初等教育的数据。
▲▲广州初等教育支出总额1,041，309元，未被纳入教育部统计报告所列全国合计数（64，721,025元）之内。
表20 1929——1930年度各行政单位教育总支出分项统计表（单位：元）
续表
资料来源：（1）摘自J4第II部分的表6及附表1和附表2。
（2）摘自J3。根据表69和表94中分列的教育机构的数字重新制表。华中大学、齐鲁大学、交通大学1931年的数据，摘自1933年《高等教育统计》。
（3）摘自J3的表101、表106，采用的是教育部的估算基数，即到日本的留学生每人花费1，000元，到其他国家花费3，000元。根据流行的惯例，学生的籍贯和他们各自的省派出学生的数量有很大关系。中央党部办公厅1929——1930年度派出了10名留学生到日本、77名留学生到其他国家，每年花费241，000元。（见中央执行委员会1931年的《党员留学调查录》）
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
对中国全部教育方案的经费进行科学研究是很难的，其原因如下：
1. 教育部所报告的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支出，是各个学校和教育机构年度支出相加的总额。这些报告中说的“岁出”，往往是指每年的实际现金支付数。注63因此，“总管理费”的支出，即行政间接费用和某些协调活动之类的支出，是不包括在这种总额中的。
2. 对各项开支缺乏恰当的分类。本研究所获得的往往只有按组织单位划分的支出总额。诚然，教育部（学部）编制的1907——1909年间教育统计和图表的一些报告，曾对各项支出进行过分类。但那之后，除了1928年到1931——1932年度的高等教育报告外，其他报告都只有总额。注64而且这些报告也没有列出政府教育预算的数据。这些数据很少公布，也很少有标准化、统一的分类。
3. “应计经济费用”注65（accrued economic charge ）不确定。应计经济费用不是指支付金额，而是指学校设施折旧消耗的金额。1907——1909年间的报告都只列一项：学校基金和资产合并的总额。从1916年起，能够找到类似可用数据的只有1928——1931年间的高等教育数据和1930——1931年度的初等教育数据。注66学校设施的价值包括在这个总额之中，但也像1907——1909年间的报告那样没有加以分类。在这三年中，学校的建筑、场地和设备的价值平均为总额的57.43％注67，另外42.57％是学校地产和其他营利资产及学校基金。这并不是应计经济费用。
此外，因为没有精确的基数，所以也无法估算每年的折旧率。不同类型的设施和设备的折旧率必定有很大不同。
因此，只有把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合计总额，用来作为估算全国教育系统运作所需经费总额的工具了。
表9提供了中国1930——1931年度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以及教育机构的实际经常费用。正如其所列原始资料来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这些费用合计额不包括行政管理费和某些间接费用，如特别委员会、运动会以及医药卫生服务之类的花费，这些费用由教育部及各教育厅、局承担。
表9 1930——1931年度各类学校机构经常费用一览表
资料来源：（5）的来源与学生注册资料相同，参见本书表1。除两个小案例外，（1）、（2）、（3）、（4）、（6）均已经重新计算。
注：1. 由于未找到1930——1931年度的单列数据资料，故此处暂用1929——1930年度的百分比，见J1，表3。
2. 1929——1930年度的数据，见J3，表1。
3. 将总数分划为公立和私立两项的办法，见内部第5号文件。
4. 1931——1932年度的数据。参见《1931——1932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三部分，1933年，第2页，表2。
（2）和（4）是指占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合计总费用的百分比。
（6）指每类教育占中国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总费用的百分比。
?从原始资料来源的性质来看，最可能的是，这里都不包括“总管理费”，即管理费用（administrative overhead cost）的支出。
海外留学生的费用以及公立小学和私立小学的费用之间比率，依据的都是1929——1930年度的数据，所以总计是可靠的。（见表10的注。）
从表9可以看出，我国现在每年用于各级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费用为130，673，315元，而用于各级私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费用为64，932，447元。包括留学生的费用在内，这些学校和教育机构费用总计为195，705，762元；若不包括留学生的费用，则为185，777，762元。所有公立学校及教育机构的费用与所有私立学校及教育机构的费用之间的比率，包括留学生的费用，为66.9％比33.1％。
所有小学的费用共为89，416，977元，其中79％是公立小学的费用。所有中学的费用共为48，713,057元，其中64.2％是公立中学的费用。全部高等教育费用为33，619，237元，其中大约58.1％是公立大学和学院的费用。社会教育机构的费用为14,028，491元，其中大约47.4%是公立教育机构的费用。公立小学和中学一共才花费101，891,065元。
在我国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总费用中，小学占48.1%，中学占26.2%，高等院校占18.1%，而社会教育机构则只占7.6%。
三级政府管理下的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
表10显示了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支出或费用，由三级政府承担的情况。分配方法在该表的脚注中做了解释。由于国民政府即中央政府几乎没有直接在预算中支持初等教育，所以初等教育的费用只由各省和特别市级政府以及县级地方政府承担。省和特别市政府用于初等教育的金额为估算值注68，其具体估算方法见表11的说明。
表10 1930——1931年度三级政府承担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经常费用的比重
（单位：元）
注：（1）、（5）、（10）项原始数据，见《申报年鉴》，1934年，第1165——1166页的表。
（2）、（7）项原始数据，见《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三部分，第2页，表2。
（3）、（8），见《中华民国20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第179页。（8）是由合计数（即2，600,000元）减去（3）（即34,000元）而得。
（4）是按各省和特别市教育经费的12.21%计算而得。据本书表34第11栏，1929——1930年度各省估算教育支出为42,016,059元。据行政院主计处的《各省市概算》，1931——1932年度五个特别市估算的教育经费为4，371，155元。（1931——1932年，第1——3页，以及内部第7号文件。）两项支出相加，取其12.21%便得（4）
（9）是由初等教育合计减去（4）而得。 1933——1934财经年度所有省、特别市政府估算教育总支出为46，387，214元（42,016,059+4，371，155），而其当年实际总费用为43，258，876元。（参见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育与民众》杂志，第5卷第6期，1934年2月，第1068页。摘自26个省和特别市的实际状况的报告。）
（6）中加入了1930——1931年度26个省和特别市政府社会教育的实际支出。调查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进行。见附录J4。
（11）由社会教育合计数减去（6）而得。
合计及总合计数，均见本书表9。其他所有的空白处表示数额极小，不会影响分配数。
表10表明，中央政府承担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总费用的11.05%，省和特别市政府承担28.25%，县级地方政府承担60.70%。因此，全国的公立教育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社团维持。
公立小学总经费的大约92％注69（64，975，533元）由县级政府承担，公立中学总经费的大约63％（19，722，825元）由省和特别市政府承担。中央政府大约仅承担了公立中学总经费的2.6%。公立社会教育机构的经费几乎全由省及特别市政府和县级地方政府平均分担。
中央政府为高等院校支出13，615，603元，这大概占公立高等院校总经费的61.6%，或者说，占中央政府为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所付总经费的94.5%。
因此，公立高等院校的经费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公立中学的经费由省和特别市政府承担；而公立小学的经费主要由县级地方政府和社团承担。
各省和特别市承担的小学经费总额（估算）
如上所述，表10所示的各省和特别市政府承担的初等教育经费总额是估计值，为了得到这项估计值，笔者使用了如下一些推理估算程序。
首先，笔者编制表11以获得初等教育支出占省政府教育总支出的百分比，即占省教育总预算的百分比。这里取了17个样本，1930——1931年度的5例，1928——1929年度的12例。该表揭示，所选5个省政府在1930——1931年度初等教育支出为1，909，114元，占其总教育预算的13.8%。所选的12个省政府在1928——1929年度初等教育支出为2，523，377元，占其总教育支出的11.50%。所有17个案例归总，初等教育支出占总教育支出的合计平均百分比为12.4%。这17个百分比的均值为12.21%，概差为1.48%。
表11 初等教育支出占省级政府教育总支出的百分比表
资料来源：（1）湖北省教育厅：《最近湖北教育一览》，1932年，第12——13页。
（2）《统计月报》，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45页。
注：a. 1929——1930年度。
b. 原始错误数字已在本书表34第（5）栏中更正。
c. 原始错误数字已用安徽省教育厅编制的1929——1930年度《安徽省教育统计图表》第3页数据替换。
省和特别市的教育支出总计为46，387，214元，按初等教育占其中的12.21%计算，可得所有省和特别市负担的初等教育总费用的估计值为5，663，879元。注70
各省和特别市教育总支出中的行政支出（即管理费）的比例
在估算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教育系统运作中，为教育行政即管理费上花了多少钱时，最好的方法是先从可用样本中，算出这项支出占教育总预算支出的平均百分比，然后从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总额，按这个百分比算出这项支出的数额。
表12列出了本研究已收集的13个省和1个特别市1928——1929财政年度到1932——1933财政年度期间，历年总管理费占教育总支出百分比的全部样本数据。
从这些数据中，选用了跨度在3.6％到14.2％之间可用的25个平均数进行计算。这25个平均数的合计平均数是6.84％。它是由管理费的合计值4，366，692元除以教育总支出合计值64,012，133元得来。第（2）栏列出了有可用数据的11省市的百分比的合计均值。其分布均值为6.4％，概差为0.583％。这个6.4％便可推定为全国各省和特别市政府的总管理费占其教育总支出的公平百分比了。
表12 1928——1933年间管理费支出占各省政府教育总支出的百分比表
说明：
第（2）栏中11省市合计平均数的集中趋势和变率：
中位值：5.70％
均值：6.399％或6.40％±0.583％（概差）
标准差：2.874％或2.87％
资料来源：
a、b、c、d、h、j、l、o、q、r，湖北省教育厅：《最近湖北教育一览》，第一部分，1932年，第1、11——12页。a、b、d的数据已经重新计算。
f，汉口特别市政府：《1929——1930财政年度汉口特别市市政统计年刊》，1930年，第362页。
g，河南省教育厅：《河南教育年鉴》（1930），开封，1931年，第304页。
i、k、m、p、y、z和?、?、?，《统计月报》，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45页，“关于12个省政府1928——1929年度教育支出分配表”；湖南省教育厅的调查。其中两处错误已经更正，有两个案例没有令人满意的数据。 ?、?、?是指标出的数据极端，颇有疑问，本书不倾向于选用。
所有百分比都已经重新计算。
n，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统计图表》，1930——1931年度，第3页。
s、t、u，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三年来教育概况》（1929——1932），1933年，第38页。
v、w、x，广西省教育厅：《广西省教育状况》，1931——1932年度，第5页。
注：上述13省政府的教育总支出，占1929——1930年度全国各省报告的教育总支出的61％，见本书表34，第11栏。
县级政府教育总支出中用于管理费的比例
表13列出两组选用样本：第一组选取七个可用数据较齐的省，整理其全省各县总管理费占县政府教育总支出的合计均值百分比。第二组选取三个有可用数据的省，对其个别县份的数据进行了随机抽样。
在第一组样本中，用每个省所有县的管理费总额除以教育总支出额就得出合计平均百分比。江西省、辽宁省、吉林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平均值为14.30％；所有七个省平均值为11.68％，概差为1.11％。
表13 1928——1932年间管理费占各县级政府教育总支出的百分比表
续表
资料来源：
1. 山东省教育厅：《财政年鉴：山东省各县地方民国21年度教育费预算》，图表3，第1128页。
2. 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教育行政文件通报》，1930年4月，第5期附录； 1930年10——12月，第10期附录。湖南省政府秘书处：《湖南省政治年鉴》（1930），第422页。
3.4.5.6.7.《统计月报》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47页。
8. 湖北省政府民政专员孟广平：《安陆、光化、枣阳、襄阳和宜城的巡视报告》，1933年。
9.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教育年鉴》（1930），第二部分。
10. 安徽省教育厅：《一年来之安徽教育》，1930年，第二部分。
第二组样本中，所选三个省随机样本百分比的跨度为7.3％到28.3％，均值分别为14.64％、11.73％和13.01％。表13中所有中位值的平均数为12.16％，所有均值的平均数为12.77％。12.77％这个值就被推定为全国各县公平的、有代表性的均值平均数值。
总管理费外的间接活动支出所占的比例
根据可资利用的数据对所有的政府教育预算进行认真考核，发现除了政府管理下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支出和总管理费（在预算中被称为“行政费用”）外，还有一些单独立项的其他间接支出。注71为了弄清这项开支所占的比例，笔者根据九省的现有数据制作表14。
表14 管理费外的间接开支和补助金占省、县级政府教育总预算的百分比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与表12、13来源同。
注：“间接活动”包括特别委员会的项目、医疗服务、运动会等，以及其他没有划入行政费的支出。在得出上述数据过程中，所有错误的、可疑的、极端的或计重的数据都已被剔除或更正。
在省外学习学生的奖学金通常划在留学生的支出内。湖北省的这项支出大概占留学生总支出的10％。从全国来看，这对整个教育经费支出无足轻重，其数目相当少。
财政补助金计入了各个学校账户的经常费用总额中，就整个县级政府而言，这部分款项可能不大。
只有a、b、c是随机抽样的。
在中国，补助金或补贴大多是给私立教育机构的。1931——1932年度的中央政府预算中不包括这一项。
表14显示，从1928——1929年度到1931——1932年度期间，这九个省级政府除总管理费外的间接开支占教育总预算的均值百分比为5.04％。县级政府这一数字平均为5.66％。这两个百分比遂被认可为代表全国整体状况的数字。
补助金平均占省政府教育预算的5.02％左右。列出这一项只是表明政府补贴的程度。政府给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补助金额已包括在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总额之内。
1930——1931年度全国教育系统经费总额（包括管理费和所有间接支出）的估算
1. 公立教育的经费
（a）中央政府承担的经费。从表10第2栏可以查出，1930——1931年度中央政府管理下的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总额为14，459，569元。另据教育部有关资料，同年度用于这些学校和机构的管理费和其他间接支出的预算，分别占教育部总预算的6.18％和4.30％。注72设总经费为100%，那么，经常费用总额占总经费的份额相当于100%-（6.18%+4.3%）=89.52%。所以，总经费就等于14，459，569除以89.52，再乘以100，即16，152，333元了。
（b）各省和特别市政府承担的经费。从表10可以查出，各省和特别市管理下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为37,005,096元。管理费和间接费用占教育总预算的百分比分别为6.4%（见表12）和5.04%（见表14）。设各省市承担的总经费为100％，那么经常费用占总经费的份额为100%-（6.4%+5.04%）=88.56％。那么，总经费就是37,005,096元除以0.8856，即41，785，331元。
（c）县级地方政府承担的经费。已知县级地方政府管理下的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为79，208，650元（见表10），总管理费和其他间接费用所占比例分别为12.77％和5.66％（见表13、14）。那么，应用上述同类数学程序计算，可得县级地方公立教育系统的总经费为97，105，124元（包括总管理费和其他间接费用）。
2. 私立教育的经费
几乎所有的私立教育机构都是独立机构。它们的间接费用一般都纳入其机构费用报告之中，不过，教会教育董事会和其他私立理事会及基金会的一些花费不在其内。因此，他们上报的教育费用64，932，447元（见表9）中，包含省市政府的补助金。各省和特别市教育支出总额为46，387，214元（见表10的注4），其颁发的补助金占其教育费用的5.02％（见表14），即2,097，624元。故由私人资助的私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总额，应为64，932，447元减去政府补贴2,097，624元而得。
因此，1930——1931年度全国教育系统的经费总额大约是上述四项总费用之和。这个总数见于表15。表15还显示，1930——1931年度全国公立学校系统的经费约为155,042，788元，由私人资助的私立学校的经费为62，834，823元。包括公立和私立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的总合计经费约为217，877，611元。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经费的比例约为71.16％比28.84％。这是本研究可能提供的最佳估算值。
表15 1930——1931年度全国教育系统经费总额分配表（估算）
注：关于政府资助私立学校等情况，见表14的注释。
学校经费的走势
表16表明，1907年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经常费用总额为18,203,716元，民国元年即1912——1913年度增加到29,667,803元，1922——1923年度增加到59,424,541元。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1930年度增加到159,690,889元，1930——1931年度增加到195,705,762元。按照1913年的币值计算，1922——1923年度实际上增加到1912——1913年度的156％，1929——1930年度增加到354％，而1930——1931年度增加到396%。
表17还显示，按1913年的币值计算，1930——1931年度的小学教育支出仅增加到1912——1913年度的281％，而同期中学的教育支出则增加到458％，大学则为450%，1931——1932年度又增到461％。
表16 全国教育支出发展趋势表（包括公立和私立、中央和地方）
资料来源：
（1）和学校注册资料的来源相同。
a. 此处皆采用原始数据计算，但有三个省当年没有报数据，采用了其上年数据。
b. 此数额是126,242,541元加上社会教育支出，包括七个没有报告的省的支出估计值而得来的。补加的支出估计值是根据中国学生人均支出与最接近的类似省份的学生人均支出估算出的，两者分别为7,468,000元和6,500,000元。
（2）《1870——1926年间中国和其他国家批发物价指数表》，以1913年的指数为100。参见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附录二，第154——156页。
全国税法委员会制定的批发物价指数，以1926年的指数为100。参见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1932年，第207页。两个系列已结合使用。
（4）设定1912年指数为100，以便与学生注册趋势做比较。
（5）和学校学生注册资料来源同。
c. 见表9。
d. 《申报年鉴》，1934年，第1092页；《1931——1932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8页，表4。小学为220,880,761元，高等院校为6,379,778元。
表17 三等教育学校支出发展趋势表
续表
资料来源：和学校学生注册资料来源相同。教育部1934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数据与上表中标注字母的数字很不一致（未注字母者除外），亦未给出解释。
标有字母的数字来自参考书目中的J1、J2、J3，《1931——1932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和笔者自己的计算。这些数据经笔者一再核实，而且详尽查阅了可以找到的资料，其可靠性是有实际依据的。
兹将该不同数据依次排列如下：
注：指数是按1913年币值计算的实际指数，参见表16，注释，中国批发物价指数的数据来源。
学校经费增加与学生注册人数增加的对比
图3显示了有关学校经费和学生注册人数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以下重要事实：
1. 自1914年起，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总支出一直就跟不上学生注册总人数的增长。与1912——1913年度相比，1930——1931年度总支出增加到396％，而学生注册人数却增加到430％。
2. 自1914年起，初等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就一直远远落后于注册学生数的增长，按等价币值计算，其增长是最慢的。高等教育支出的增长则远远超过注册学生数的增长，相对于1912——1913年度，两者增长的差距在300％以上。高等教育支出在1929年以前的几年中增长得最快。中等教育支出与注册学生数比较同步，但近期有落后的趋势。相对于1912——1913年度，1930——1931年度中等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是各类支出中增长最快的。
学校经费增加的原因
人们应当警惕学校经费的迅速增长和资金投入的巨大数额所造成的假象。近年来学校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简述如下：
1. 注册学生总数增多
由于学校系统的扩大，需要越来越多的教师、学校设施和设备。这就导致更多的现金支出和基建投资。
图3 1912——1931年间中国学校经费与注册人数增长率比较示意图
（根据表3、6、16、17数据，以1912年为基准计算）
2. 中学和大学中的服务更加昂贵
中学生的注册人数表明，它比学校系统中任何其他各级注册人数都增加得要快。中学生的人均花费几乎是小学生的12倍。1930——1931年度中学生人均花费94.66元，而小学生的人均花费只有8.17元（见表25）。
大学的花费更比中学花费高得多。1930——1931年度，各类大专院校的在校学生人均花费为693元，是中学生人均花费的7.3倍（见表25），1931——1932年度则增到每生799.1元。注73大学注册人数增长缓慢，但在1916年以后，高等教育开支的增长却比其他各级教育开支增长都快。因此说，早在那时以前，大学就已成为学校总经费增加的最大因素了（见图3）。
每年我国都要派出数千名学生出国。从1929年到1931——1932年度，共派出了3，137名留学生。注74平均而言，每个去日本的留学生花费国家1,000元，去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花费国家1，770元。注75他们每年大约花费1,000万元（见表9）。
中学和大学教育支出约占全部教育方案总支出的44.3％（见表9）。
3. 课程增多及教育服务质量的改善
我国的现代学校如今能提供比从前更多样、更丰富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费用也很高。考察中国学校课程的演变和进展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1933年英文版的《中国年鉴》对当前课程扩展的情况曾有描述。注76夏承枫教授对过去开设的课程曾有叙述。注77另外，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在增加，这些教师的工资也比较高。
4. 社会和成人教育成为新重点
中国的教育体系还有两个焦点：儿童和成人，即扫盲和成人启蒙教育的费用大大增长了。教育部曾做出一项决定：社会教育的开支不得低于当地教育预算总额的20％，最低也不得少于10％。注78现在有一百多万人正在大众教育机构接受教育（见表1）。还需要增建更多的图书馆、演讲厅和电影院等，最近还把农业推广服务纳入方案，这些都需要增加经费。
5. 银元币值变化
为教育所花费的银元实际数额，看起来很可观，但易形成误导。其实按等价币值计算，这些金额是赶不上注册学生数增长的。
（a）中国银元的独特性。银元的币值是随金价和商品价格而波动的，而且不同城市和省份的银元币值也不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采用变动不定的单位“两”作为兑换标准（这个单位到最近才被废除），同时也是由于纸币和辅币的通货膨胀导致各地差异。例如，辽宁、吉林、云南等省银元的币值就常常远低于上海银元的币值。注79因为呈报的银元单位未作说明并按等价币值加以校正，所以中国货币的混乱状态，使得无论是从地域上还是年度上对教育的准确费用进行比较都有困难。不过，要提醒读者的是，我们研究的是发展趋势和合计额度，有了银元的数字，总比没有这类数字而仅凭“想当然”要有用得多。
（b）如何对不同年份的币值进行等价换算?为了用购买商品的能力即“购买力”来衡量不同年份的币值变化，我们一直采用“全国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尽管各地有地区差异，但经济学家们设计的这种合计指数，还适于反映总的趋势。不过必须提醒的是，对待这个指数不能太认真。要想得到精确的结果，还有待于建立精确生活费用指数的未来数据，也有待于中国货币的标准化。但至少在目前，采用现有这种指数，不失为能找出中国教育的实值费用的一种方法。
表16表明，与1913年相比，1929——1930年度的批发物价指数上涨到161%。这意味着货币贬值和生活费上涨。1929年要花161元才能买到1913年花100元就能买到的东西。换句话说，1929年的1元钱只值1913年的6角2分钱。表16第3栏显示了按1913年币值计算的教育总支出的走势。该表说明，1929年的教育总支出的增加量中，有184％是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注80根据1913年的币值，1930——1931年度的教育总支出名为195，705，762元注81，但实际上仅为110，568，233元注82，所以，教育总支出实际上只增加为1912年的396％，而不是660％，那264％的增加量被货币贬值吃掉了。
资本费用
如上所述，中国学校系统的设施费用是和学校基金及其他校产一起作为学校收入来源呈报的，可用的数据如表16第5栏所示。表18则显示了在这个项目下所包含的学校设施和设备价值所占比例。
表18 1907——1909年间各项校产和基金的分类百分比表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中A、B、C的原始总数计算。
在1907——1909这三年中，学校的资本费用占合计资本的57.43％，即在三年合计资本111，165，902元中，资本费用大约为63，700,000元，平均一年21,000,000元。表16第5栏中1930——1931年度的合计227，260，540元，仅指初等和高等教育。这里没有分类信息。
湖南省的此项数字为12，640，211元注83，其公报中的分类如下：
1. 学校基金……………………… 4，843，154元
2. 建筑…………………………… 4，373，847元
3. 设备…………………………… 1,073，137元
4. 场地价值……………………… 2，350,073元
合计……………………………12，640，211元
这里又一次出现一个难题：通过此表无法估算学校设施的价值，因为“建筑”必须包括诸如宿舍、商店等其他建筑物，它们都是学校收入的来源。
从上述数据可以估算出，中国单是用于初等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本费用，包括学校设施和设备，就可能花费约100,000,000元。
各省和特别市承担的经费的差别
表20表明，因为财富、人口密度及现代化程度不同，不同行政单位的教育支出总额相差很大。除内蒙古地区材料不全外，广东省教育经费支出最多，将近1，400万元，是西康省的300多倍。只有10个省的教育经费支出超过500万元。在中国18省中，广东省教育经费支出约为贵州省的15倍。在各个特别市中，上海教育支出最多，总共超过700万元。北平第二，略多于600万元。青岛最少，大约为上海的1/30。其他市的教育支出在10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
其中，为发展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而支出最多的省份，依次为：广东省、江苏省、辽宁省、河北省、四川省、山东省、湖南省和浙江省，支出额在6，151，803元到9，694，410元之间。（见表19）
表19 1929——1930年度各省和特别市初等和中等教育收支差别表
（单位：元）
续表
1. 加上了摘自J1的B部分第1节表12的No.1初等教育合计额和J2中第II部分表43的中等教育合计额。中等教育的收入数额则来自J2的单列表格51——86。
2. 编号为8、10、12、13、21、23和26的省份的初等教育收入和支出数据，是笔者按照其注册学生人数乘以其他各省小学生人均花费的8元而得的估算值。
▲青海省支出中没有初等教育的数据。
▲▲广州初等教育支出总额1,041，309元，未被纳入教育部统计报告所列全国合计数（64，721,025元）之内。
表20 1929——1930年度各行政单位教育总支出分项统计表（单位：元）
续表
资料来源：（1）摘自J4第II部分的表6及附表1和附表2。
（2）摘自J3。根据表69和表94中分列的教育机构的数字重新制表。华中大学、齐鲁大学、交通大学1931年的数据，摘自1933年《高等教育统计》。
（3）摘自J3的表101、表106，采用的是教育部的估算基数，即到日本的留学生每人花费1，000元，到其他国家花费3，000元。根据流行的惯例，学生的籍贯和他们各自的省派出学生的数量有很大关系。中央党部办公厅1929——1930年度派出了10名留学生到日本、77名留学生到其他国家，每年花费241，000元。（见中央执行委员会1931年的《党员留学调查录》）